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波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可能很快到来

摘要: 种种迹象显示,热议的金融监管部门改革可能性越来越高。解决的几个核心点需要关注,这从根本上决定着金融监管改革的实效。

01-25 13:32 文龙 首页 金融真知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先是2015年年底,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香港联交所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等国内的一些金融学术大腕热议完善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现有金融监管体系、从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转变,甚至提出监管部门设计的三种模式。近期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披露的《中共中国人民银行委员会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在第三部分“下一步整改工作安排”的第六条“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和简政放权,进一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中提出“结合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推动恢复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分省管理体制。健全分支行工作协调委员会运行机制,加强对分支机构的全面指导和管理。”这些青萍之风似乎有越刮越大之势,监管部门合并似乎越来越真。

其实,在银监会分离之处,现在看当时的理由好像也不充分。例如,主张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分离的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央银行身兼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双重职责时,会造成角色冲突,即中央银行为了避免银行流动性风险和银行经营收益下降,较少采取不利于银行的措施,无形中牺牲了社会公众利益;二是金融机构创新和金融监管专业化发展,影响中央银行监管能力(钟伟,2003)。但问题在于,不仅这两个依据存在根本性缺陷,而且这两个依据所推动的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分离也存在系统性问题。表现在:

一是中央银行面临的严格监管对银行经营影响的问题,单独设立银行监管机构后仍然存在。如果中央银行为了避免监管责任就采取宽松的监管措施的话,单设的银行监管部门也没有激励依据法规采取严格监管,因为宽松监管所造成的银行风险最后是由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来解决的,如果最后贷款人救助不及时、责任就在中央银行的身上,和监管部门关系不大;同时,日常审慎监管所获得的第一手监管资料,只有银行监管部门知晓,最后贷款人、存款保险机构与银行监管之间的关于银行经营风险的信息不对成问题更为严重。

二是金融机构创新和金融监管专业化发展是中央银行内设部门之间分工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新设部门不一定能解决监管专业化要求问题,这需要事前对银行体系风险的预警系统、事中对问题银行的识别和捕捉、事后对问题银行的救助和处理等监管制度、监管技术、监管能力的提高,而不是简单地增加政府部门(钟伟,2003)。如果只增加一个监管部门,不具有对风险识别和科学处理的能力,反而可能造成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中央银行实施最后贷款人职责会依赖银行监管部门的风险判断,如果运用过滥,会造成道德风险;如果运用过严,会错过最佳救助时机,这比宽松救助更糟糕。

三是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部门分离后,中央银行是否客观准确救助问题银行主要取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和信息充分程度,而这两个条件都没有改善解决。分离监管部门,如果中央银行独立性没有改善,政府仍然有制造通货膨胀的激励、仍然依赖银行体系获取金融剩余(张杰,1998),宽松救助仍没有改观。同时,“大而不倒”命题是分离监管后也难以解决的问题。监管分离后,中央银行对金融风险信息的了解方式并不有效,设计的途经主要有两个——通过支付体系监控银行资金流动和“一行三会”联系会议制度,显然支付体系监测资金流动的作用非常有限,而且从数量庞大的交易中掌握银行信用风险,这在国际上也鲜有所见;“一行三会”联系会议(一般一年开一次)仅仅是个总结报告的通报。

同时还有监管分离后的协调成本、风险信息约束、救助预期、重复监管等等问题组合衍生。

观察国际上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德国和金融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美国的金融监管做法,我们可以抓住四个最本质的要点:一是必须有一套有效的法律制度激励约束监管部门,防止懒政、庸政;二是必须保障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和货币金融稳定者能够一定程度参与金融监管、及时获取金融机构核心的风险数据;三是监管部门之间必须能够以极低成本或自由无成本地享用对方掌握的与自身监管功能相关的金融机构风险信息;四是是否单独设立银行监管部门对防范银行金融风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既要强化监管又要避免重复监管,既要降低金融机构的成本,又要设计公平的救助机制防止机构风险转嫁。

这次金融监管改革,相信会变得更有效率。我们拭目以待!

 

详细内容请关注苗文龙近期论文《信息约束、协调成本与金融监管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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